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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值預期有利于人民币國際化  

    截至12月12日,人民币對美元彙率盤中連續9次觸及跌停,自2005年人民币彙率改革以來實屬罕見(jiàn)。無獨有偶,自9月中旬以來,香港離(lí)岸人民币遠期非交割市場、香港離(lí)岸人民币可交割市場的人民币對美元彙率也一反常态,一直弱于在岸彙價。經曆了長期升值後的人民币突然出現(xiàn)貶值預期,人民币國際化應該停止,進一步加強資本管制的呼聲湧現(xiàn)。那麽,究竟浮動彙率制度與資本項目開放(fàng)以及人民币國際化的關系是(shì)什麽?脫離(lí)了人民币國際化與資本項目開放(fàng)的彙改,是(shì)否可以看作是(shì)真正意義上的浮動彙率?要弄清上述問題,有必要從何爲人民币國際化這一源頭開始講起。
  1人民币國際化僅是(shì)推動人民币跨境使用嗎(ma)?
  什麽是(shì)人民币國際化?答案莫衷一是(shì)。如果認爲人民币國際化僅僅是(shì)推動人民币跨境使用,那麽貶值預期的出現(xiàn)将降低境外居民與企業持有人民币的熱情,可能會阻礙人民币國際化進程的推進。與這一狹隘的定義不同,筆者早前曾在《人民币國際化的意義與路徑圖》文章中,對人民币國際化的含義進行了新的诠釋。筆者認爲,跨境使用隻是(shì)實現(xiàn)國際化過程中一個必經之路而非最終目标。對于中國而言,人民币國際化包含着兩大重要含義,即基本可兌換性以及人民币成爲國際儲備貨币的一員(yuán)。
  這樣的框架下(xià),人民币國際化則需要四個方面穩步推進:一、資本項目逐漸、有序開放(fàng);二、人民币境外流通及離(lí)岸市場發展;三、利率市場化;四、一個基于市場化原則的有彈性的彙率機制。具體來講,逐步開放(fàng)資本項目管制直接關系到境内外資金的自由流動,便利企業和居民跨境配置生産力及資産,深化國内金融市場化步伐;人民币離(lí)岸中心則是(shì)人民币國際化的試驗田,通過在岸和離(lí)岸市場的互動将有效豐富人民币金融産品,以及促進人民币從貿易流通貨币向投資貨币,乃至于儲備貨币的轉型;而人民币國際化終究離(lí)不開利率市場化與彙率機制改革,兩者作爲“十二五”期間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将共同爲國内外金融環境創造市場化的條件;當然,人民币國際化反過來也會促進彙率體制改革進程,有利于市場化彙率形成。
  2人民币國際化是(shì)否應該停止?
  從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來看,人民币國際化是(shì)中國經濟跻身發達經濟體的必經之路。過去(qù)三十年來中國政府通過資本管制、利率管制、固定彙率并通過采取出口爲導向的發展戰略,促使經濟得到了高速發展。海外經濟疲弱,及中國原有經濟發展方式面臨的諸多瓶頸,都使得人民币國際化箭在弦上。筆者認爲,當前資本管制及不靈活的彙率、利率情況需要順勢而變,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shì),人民币成爲國際儲備貨币與中國經濟實力相(xiàng)稱,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當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位于世界第二,出口額、外彙儲備位于世界第一。然而,當前人民币的自由兌換僅僅限于少數鄰近地區,與中國發展階段及國際經濟地位日益不相(xiàng)匹配。
  二是(shì),中國的外彙儲備,特别是(shì)以美元計價資産迅速增加,截至2011年10月末,中國的外彙儲備餘額已經超過3.2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額的三分之一。但(dàn)是(shì),由于美國政府爲刺激國内經濟,采取了定量寬松的貨币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導緻美元貶值,擾亂國際貨币體系的穩定。如若人民币可以成爲國際儲備貨币,将會大大降低依賴美元作爲儲備的風險。
  三是(shì),劉易斯拐點的出現(xiàn)使得勞動力供給進一步減少,傳統經濟增長模式更加難以維系。人民币國際化能夠有助推進中國經濟的四大關鍵轉型。其一,貿易成本的降低,更平衡的經常項目盈餘以及本地居民獲得更多投資海外的機會,會促使本國經濟逐漸轉向内需-外貿并重的經濟模式;其二,服務貿易以及金融服務業的大力發展,會使得服務業占比逐漸提升;其三,提高金融的市場化水平,使得目前行政爲主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資源分配扭曲得到緩解。
  12月1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周年高層論壇上發表要講話(huà)。講話(huà)中肯定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擴大對外開放(fàng),惠及13億中國人民,也惠及各國人民”;而六個“進一步”同樣爲對外開放(fàng)指明了方向,即中國将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技術合作、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進一步完善全方位對外開放(fàng)格局、進一步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qù)”并重、進一步營造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進一步推動共同發展。人民币國際化無疑是(shì)進一步促進與世界融合,推動開放(fàng)的一個重要步驟。因此此時應該持續推進人民币國際化進程,而非停止。#p#分頁标題#e#
  3人民币國際化與彙率改革的關系?
  筆者認爲,推動人民币國際化的四大改革,資本項目開放(fàng)、離(lí)岸市場建設、利率與彙率改革不應單一來看,或者用先後順序來區分,而是(shì)應該循序漸進、同時并舉。僅從彙率市場化改革而言,與其他三項進程推進同樣密不可分。
  首先,資本項目開放(fàng)與彙率形成機制改革相(xiàng)輔相(xiàng)成,相(xiàng)互促進。中國政府之所以對資本項目放(fàng)開采取頗爲謹慎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便是(shì)出于對國際熱錢流入的擔心及資本跨境流動對國内經濟的沖擊。人民币彙率變動更是(shì)吸引熱錢流入流出、導緻投機行爲發生的主要原因;但(dàn)在資本項目管制下(xià),即使推動浮動彙率改革也是(shì)有局限的。畢竟隻有在資本項目開放(fàng)下(xià),才能真正地體現(xiàn)貨币的供求關系,促進貨币市場價格的形成。換言之,資本項目嚴格管制之下(xià)的彙率價格,又(yòu)怎麽可以認作是(shì)真正意義上的浮動彙率?考慮到“不可能三角”理論的存在,即資本自由流動、貨币政策的獨立性與彙率的穩定性三者不能同時實現(xiàn)。筆者認爲,資本管制逐步放(fàng)開、貨币政策獨立性以及采用浮動的彙率政策是(shì)決策層明智的選擇。
  其次,彙率改革與建設離(lí)岸人民币市場可以同時并進。從香港離(lí)岸市場發展經驗來看,一旦人民币升值預期強烈,海外人民币出口結算将顯然比進口更受歡迎。但(dàn)伴随着離(lí)岸人民币市場的不斷發展壯大,人民币剛性升值預期将造成的香港離(lí)岸人民币市場存貸款結構不平衡、債券發行人結構不平衡、基礎産品與衍生産品結構不平衡等問題,将會進一步制約産品的進一步豐富和機制的進一步健全。因此,離(lí)岸人民币市場未來的發展需要打破人民币剛性升值預期,使人民币彙率更具彈性。
  再有,彙率體制和利率體制改革關系密切,兩者作爲“十二五”期間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共同爲國内外金融環境創造市場化的條件。
  另外,從國際經驗來看,上個世紀80年代的“廣場協議(yì)”教訓十分深刻。日本80年代推動國際化是(shì)失敗的,究其原因是(shì)由于當時日本決策者希望通過各種保護措施,使日本免受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巨大影響,但(dàn)這種“隔離(lí)”式的保護卻與日元國際化的初衷相(xiàng)互矛盾。在80年代中期,日元國際化主要體現(xiàn)在日本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擴張,但(dàn)國内金融受海外影響和競争仍然有限。日元離(lí)岸市場仍然主要由日本企業作爲買賣方,因而東京離(lí)岸市場演變爲一個管制寬松的國内市場,而并沒有實質上造成日元廣泛的跨境和國際使用。因此,日本經驗也從另一個層面佐證了人民币國際化的四個步驟不是(shì)割裂的,而是(shì)聯系緊密的有機體,共同推進人民币國際化進程。
  4人民币國際化大背景下(xià),如何穩步推進彙率改革?
  彙率貶值預期的出現(xiàn),是(shì)人民币彙率體制改革的絕好時機,當然也是(shì)推進人民币國際化的絕好時機。
  一直以來,人民币的合理價值很難判斷,因此過于糾結于尋找人民币均衡價格的讨論并無太大意義。考慮到評估方法不同,有關人民币均衡價值的結論莫衷一是(shì)。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報告就曾指出,如果僅對檢驗人民币真實價值的模型及參數進行細小改變,評估結果的差異就可高達40個百分點。另外,對于人民币均衡價值低估的種種假設,都是(shì)基于中國經常項目盈餘占GDP比重保持高位的假設下(xià)得出的,但(dàn)實際上近幾年經常項目占GDP比重大幅降低,今年可能是(shì)低于3%。同時,由于此問題的判斷與争論常常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使結果的意義變得十分有限。
  對于人民币彙率的走勢問題,筆者早前9月《走出人民币彙率問題誤區》文章中提到,人民币升值壓力未必會長期存在,目前人民币彙率出現(xiàn)貶值預期,恰好說明了此觀點。具體原因可以概括爲以下(xià)幾點。首先,人民币貿易順差正在下(xià)降。受海外經濟低迷影響,筆者預計未來中國出口将進一步放(fàng)緩,今年貿易順差占GDP比重或将降至2.2%。其次,投機性資産空間面臨打壓。近期,房價拐點乍現(xiàn)。打壓資産泡沫會減少熱錢流入,降低人民币升值壓力。再有,中國的高通脹,導緻人民币實際彙率升值,也會減輕未來人民币升值的壓力。
  另外,筆者認爲被動升值和抵制升值皆非良策。因爲如果人民币采取被動升值的态勢,其最大的壞處便在于無法确定所謂均衡彙率的實際區間。事實上,數年前美國政府便開始使用“20%~30%低估”的數據,即便人民币自2005年以來對美元有效升值20%以上,這一論斷都沒有明顯變化。而如果從日本80年代末的經驗來看,本币升值的最大的風險并不在于升值本身,而在于一旦此一趨勢反轉,政府又(yòu)維持低利率水平,這極易導緻資産泡沫的持續發酵。#p#分頁标題#e#
  所以,筆者認爲,對待人民币彙率改革,應大膽增加人民币的浮動區間,實行蛇形浮動。比如在2012年擴大1%的當日對美元浮動區間,加上10%的一年的浮動區間,在區間内人民币價值有市場供需決定,貶值壓力大的時候就允許人民币貶值,同時将人民币與一籃子貨币挂鈎,提高人民币彙率彈性,并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的彙率體制。此外,需要增加彙率對沖工具,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獲得調整的空間。過渡1~2年後人民币與美元彙率正式脫鈎,實行有管理的獨立浮動。靈活的彙率體制,伴随着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fàng)、人民币離(lí)岸市場的建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是(shì)“十二五”末實現(xiàn)基本可兌換的堅實基礎,同時也将爲2020年實現(xiàn)人民币國際化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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